立法滞后限制校董会发展

　　他也指出，目前，各个高校的领导一般很年轻，也是各个领域中的专家学者、业务骨干。不仅对校董会的意义认识不够，本身的业务工作都忙不过来，更何谈校董会建设了，在某种程度上，校董会的发展和起作用，需要学校的领导是一个社会活动家。

　　王革称，我国高等教育立法的滞后，也限制了校董会的巨大能量所能推动的中国高校改革、发展。“在国外，如果向学校进行公益捐款是可以免税的，而我国目前的状况是只有向民政部、教育部指定的领域范围内捐赠才可以获得免税，这一点，已经影响了高等教育公益事业的发展。”

　　“还有一点不足就是，我国高校的校董会并没有很好地走出国门，向海外‘化缘’。”王革很乐观地分析，“我们每年有近7000名留学生出国，这些人成了气候之后，他们的那些母校都可以通过校董会来网罗自己的资源。”

　　校董会的两种形态

　　调查中记者发现，目前国内的校董会发展已经在呈现两种不同的形态：一种是行业院校资源整合形态，比如说华北电力大学、武汉理工大学等；一种就是历史积淀形态。比如一些老牌的名校，南京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等，都广泛利用了自己悠久历史长河中，庞大的知名校友群的各种影响力和关系。目前，后者已经成为新一轮校友会发展的主力军。新近加盟校董会队伍的人民大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校董会筹措巨资

　　王革告诉记者，复旦大学仅仅在去年校庆期间，学校就获得10个多亿的资助。清华大学目前虽然没有明确的校董会，但是一直以来都有一个名叫“产学合作委员会”的机构来负责与社会上的一些知名企业的合作。比如，为学校募捐了资金的企业，同时也将可以获得学校为其在研究生培养、项目合作、研究上的优先权。

　　根据华北电力大学高教所2004——2005学年立项课题《高校董事会运行机制和管理模式研究结题报告》提供的数字：暨南大学于1985年成立第二届董事会后，从1986年至1998年底，先后共收到捐款（含利息）港币4600多万元；1998年10月，云南大学第五届董事会成立，不到一年的时间，即筹措奖金达人民币5400万元；华北电力大学董事会自2003年成立，三年时间已经筹措资金人民币1亿5千多万元。

　　社会名流被多次聘请

　　据他透露，除了上述名校之外，尤其是一些民办高校、有海外投资办学背景的高校，很早就行动了，而且校董会运作也十分完善。比如汕头大学、集美大学，以及广东的一些民办高校。目前，一些地方性大学在校董会建设方面也很有起色。比如原湛江水产学院、原柳州工学院、开封大学等，这些地方院校充分挖掘了当地政府部门、企业单位的资源之后，每年至少也能给学校带来几百万的资助。

　　从大城市的名牌高校，到各省市的地方高校，校董会一个又一个的在逐渐觉醒了的高校中建立。如此以来，社会资源就显得尤为有限。在高校间校董会拼抢资源的硝烟中，可以看到，老牌的、历史悠久的大学拼抢的是过去年代中和自己有过血脉关系的师友、学长以与老领导，以及一些与自己身份匹配的社会精英、名流。有些知名人士甚至成为了多个学校的校董。比如，刚刚成为人民大学校董的曾宪梓，此前一直都是暨南大学的校董。

　　与前者相比，行业高校拼抢的毕竟是行业内更加有限的资金、人脉等资源。在采访中，记者发现，原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党组书记、副会长吴建常目前担任着青岛理工大学的校董会名誉主席，而在此前的2006年还担任着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的校董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