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外交舞台上雄词善辩的吴建民，平常交往中却是一派谦谦君子的风度。记得去年10月在北京，仅与他见了没几次面的我向他索书，心中不免有些忐忑。没想到，几天后就收到了一个包扎得整整齐齐的信封，装着吴先生和夫人施燕华合著的《在法国的外交生涯》一书，还发来电子邮件，告诉我今后的联系办法。

　　共和国外交家的风度，不但体现在待物接人的细节上，更体现在他的眼量与情怀上。2003年，吴先生卸任中国驻法国大使一职后，更愿意去外交学会，想在民间外交的舞台上继续发挥他纵横捭阖的专长。然而，国家更需要他去“外交官摇篮”的外交学院，着力培养新一代外交家。吴先生欣然赴任，开辟了一个新天地，不但在学院中亲授《交流学》，还走向更广阔的社会大舞台，向百姓普及外交知识，共享外交资源，让公众以更博大的眼光看世界。

　　数年的行走游说，吴先生谈吐如珠，累积起28万字之多的文稿，形成《外交与国际关系——吴建民的看法与思考》一书。记者权当次“文抄公”，将他的真知灼见，摘出来与读者共享。

　　中国人要克服弱国心态

　　中国是由一个弱国逐渐发展起来的，我们正在强盛起来，但我们前面的路还很长。长期是一个弱国，存在决定意识，必定使我们在观察问题上，多多少少就有一种弱国心态起作用，有什么表现呢？

　　（一）对人家的评论非常介意。人家讲好，高兴得不得了，到处炫耀。过去法共的总书记到西藏访问，看了以后讲了几句好话，我们马上就登在报纸上。后来，法国报纸对他的言行提出批评，他马上说“我没讲过这话”。内部讲一讲的东西，讲两句马上登出来，也不征得别人的同意，这不好！另外对人家的批评，或讲得不太好的话就反感，马上要解释，说这家伙反华。其实反华的人是有，我在全世界跑了那么多地方，彻头彻尾、彻里彻外反华的人毕竟是少数。有些人批评你几句，可能是好心，可能用语比较尖刻一点，但里面可能有合理的成分。

　　我们曾经搞过“大批判”，现在回过头来看，“大批判”不是好事。中国人批判最厉害的时候是“九评”。年纪大些的同志应该还记得，上个世纪60年代，与前苏联赫鲁晓夫论战。我当时在布达佩斯工作，通过广播听“九评”，热血沸腾。但是赫鲁晓夫是中国批倒的吗？不是。这个“大批判”的结果如何，回过头来看，“九评”是为“文化大革命”准备了条件，把中国人的思想禁锢了。

　　对外国人的批评，我们应该采取一个分析的态度，不是写两篇文章就能批倒什么的。譬如“中国威胁论”，写几篇文章就批倒了？我看不一定，“中国威胁论”会伴随中国崛起的全过程。举个例子：一个村子里有十户人家，你原来排在老九，现在排在老五、老四了，大家说你是怎么富起来的，就那么心悦诚服，山呼万岁？不一定。人是如此，国家何尝不是如此。那么，到底要怎样才能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应该真正建立起利益共同体，让人家看到中国的崛起对他们是一个机遇，对他们有好处。我想共同利益建立起来了，“中国威胁论”也就没有市场了。

　　（二）喜欢讲成绩，喜欢让人家看好的，不喜欢让人家看缺点。这个问题要想透。中国发展到今天，你说人家把我们估计高了好，还是估计低了好？都不好。但是哪一种估计对中国损害最大，我想是把你估计高了损害大。高了以后，他会防着你；估计低一点可能有一点损害，但不会特别大。有些时候，你讲一讲存在的问题，不丢人，反而有好处。原驻德国大使卢秋田同志对我讲过这样一个故事。1999年，他陪同施罗德访华，施第一次来中国，晚上在浦东机场降落，因为天黑什么都看不见。第二天早上窗子打开一看，“不得了，这么发达呀！你们还是发展中国家？有些发达国家也赶不上你们”。当他这样告诉当时上海市市长徐匡迪时，徐说：“你只看到我们的好的，我现在面临的问题很多。我有几大难题，每天头疼，睡不着觉。1、国有企业改革，几十万的下岗职工怎么解决。2、城市交通拥挤，我们公共汽车上下班高峰时拥堵状况非常严重。3、城市污染，城市高速发展的同时，污染也越来越严重了。施罗德听了说：“你们的市长了不起，头脑很清醒。我要用人就要用这样的人。”

　　（三）喜欢拔高。拔高与唱响主旋律毫无关系。中国人总喜欢把话夸大一点，列宁讲过，真理过头一步，就是谬误。“神五”上天，中国人很自豪，说中国一步跨过40年。事实上，一些发达国家上世纪60年代就上天了。现在我们的水平可能比那时水平要高一些，但仍有很大的差距需要赶超。

　　弱国心态会对我们的对外交往造成损害，会影响我们对自己有一个清醒的估计，会对我们的后代造成不好的影响。弱国心态是一种历史现象，就和一个小孩长大一样，在他成长过程当中必定有一些毛病，重要的是各级领导人要有清醒的头脑，少一点这样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