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调的“钻石王老五”

　　他来自农村，通过自己的奋斗、打拼，如今已拥有了数百万家产。未婚的他，是令人艳羡的钻石王老五。“没什么好说的，我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打工者。爸妈都是农民，晚年没有任何劳保，所以我要多赚钱，让他们生活得好一点。”Peter的开场白，谦逊又实在。Peter现在的职位是，全球500强企业之一的Avnet（Avnet即安富利公司，美国第二大的电子元器件和电脑产品分销商）的高级销售主管。据他的朋友Andy介绍，Peter的年薪至少五六十万，但是为人相当低调。在接受江苏商报采访时，Peter一再表示，自己的经历没什么好说的，像他这样的人在南京一抓一大把，没有什么值得讲述介绍。1993年毕业，至今，工作12年，12年期间，换了5家单位——对于自己的经历，他描述得如此简单。据江苏商报了解，1993年，Peter从广西桂林电子学院毕业后，进入南京的国企单位熊猫集团，成为一名普通员工，领着一个月一千多的月薪。对于那段岁月，他表示，很辛苦——国企特有的体制问题，令他们这样的年轻人很是压抑，年轻人自我发挥的空间被束缚了。“有力使不出来，我们都只能成为一群愤青。”但在当时，因为工作相对稳定，保障制度也比较完善，呆在国有企业还是很吃香的。“因此，想到外面谋求更好的发展，踏出那一步，相当的不容易。始终也下不了决心。”在走与不走的矛盾之间，Peter在熊猫也耗了五六年。但当Peter真正“走出来”之后，就开始后悔了。“出来得太晚了。”1999年，他成了一家外资企业的负责人。“为什么外企会选中你呢？”Peter说，他是被招聘进去的。有着五六年大型国企的工作经验，电子专业出身，有经验、有技术——Peter身上的这些特点，都是外企非常看重的。成功应聘后，他的第二份工作，年薪十几万。Peter介绍，他的朋友Andy，是在熊猫工作时的同事，也是很好的哥们。和他一样，在熊猫郁闷地度过了几年之后，也选择了下海。据悉，Andy来到了一家美资企业，做了一个负责人，也享受到了美资企业优厚的年薪。Andy自己告诉记者，当时，他的前任离开时的销售业绩是200万美元，他接手后，将业绩翻了几番，达到了1000万美元。

　　但是，在外资企业里，作为一名负责人，算中层干部，除了丰厚的年薪听起来比较诱惑人，工作的日子实在是很无聊。“他介绍，在外企，他的下属普通员工们都很辛苦，身为负责人的他只需要把工作分配给下属，随机抽查他们的工作情况就行。其余时间，闲得让他要”抓狂“。在外企呆了3年的时间，Andy的体重增加了几十斤，达到了160斤。这个时候，他选择了离开。征得家里人的同意后，Andy又重新回到了熊猫集团，做起了产品研发。现在他已是熊猫一个下属公司的副总了。对于Andy的决定，Peter表示，当初Andy和他商讨过此事，他也曾经一度有过同样的念头——重回国企。”你看，Andy，他现在很稳定，拥有地位，很好的保障，工资待遇虽然没外企多，也算个白领吧。但是，我最终还是没能抵得住外企的‘高薪诱惑’，打消了回国企的念头。“Peter半开玩笑地对江苏商报说。”为了生活的更好，我还要打拼，现在赚的钱是远远不够的。“人往高处走，Peter又换了几家单位，年薪由十几万，涨到二十几万，再涨到现在的四五十万。”

　　复杂的金领生涯

　　用他自己的话讲，他这近二十年的经历，太复杂，可以写成一本书。的确，十多年时间里，他不停地置换身份，扮演不同的角色：国有企业负责人、港资企业高管、自己当老板、外企高管、回归国有企业高管……如今，他仍然不愿意一成不变。接下来，他会做些什么？他会选择什么样的身份？连他自己也给不了一个确切的答案。

　　“我永远不想安分地过日子，即使放弃高薪。钱对我来讲，并不是最重要的。”接受江苏商报采访时，Jesson撂下这样一句话。1987年，Jesson从北京航天航空大学毕业后，非常顺利地被分到了机场工作。“当时的国有企业，待遇不错，在外名声也好听，有着一技之长的我就在那边度过了两年。当然，这两年也不是混过来的。我的性格不允许我自己浪费时间。两年时间内，通过实践，我在技术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加上踏实工作的好口碑，我的工资从最初的几百元涨到了2000多元。”上世纪90年代，深圳、上海等地兴建机场，首都机场的部分骨干被分往这些地方。在这次“骨干分流”的大潮中，Jesson被分往上海的浦东机场。此时的他，已是处级干部，月薪也涨到了5000元左右。“上海是很多年轻人向往的城市，何况您还有一份非常稳定丰实的工作，为什么选择离开？”“因为家人在广州，想回家。”在些次采访中，江苏商报发现，在外打拼出一番事业的男士，非常看重家庭。在家庭与事业的选择上，他们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家庭。也许，这正是这些成功人士固有的一份自信，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回到广州的他，脱离了原先的国有企业，下海了。很快，他就得到了一家港资企业的赏识，成为这家公司在大陆区域的总经理，不仅有丰厚的年薪，还拥有部分公司股份。Jesson非常直率地表示，境外企业要想在大陆很好地开展业务，人脉关系非常重要。这家企业就是看中他的人脉关系，因为他曾经在大型国有企业呆过，好歹也是个处级干部。仅一年多的时间，他的年薪加上公司年底分红，“我拿到了几百万”。世事难料，Jesson再怎么不安分，也绝没想到，他与这家港资企业的缘分会结束得如此之早。这是他工作时间最短的地方。1997年，因为亚洲金融风暴，这家港资企业濒临倒闭。“我成了无业游民啦。”夹杂着浓重广东口音的Jesson，很喜欢开玩笑。“失业期间，在家好好琢磨了一番，给政府打工，给私人老板打工，烦了，厌了，前面赚了几百万，想着自己也可以当老板了。”在广州“创业潮”的带领下，1998年，Jesson开办了自己的IT通信设备工厂。可是，由于工科专业出身的他，只懂技术，不懂管理，以至产品开发出来后，后续资金不够——Jesson第一次创业失败了，前面赚来的几百万元，全部赔了进去。他指着两鬓的白发说，这些都是那个时候烦出来的。什么都没有了，一切从头来过。“老板梦破灭了，继续我的打工生涯。”“继续打工”之前，Jasson读了MBA，弥补自身所缺乏的管理才能。准备充分的Jesson，凭借多年来在业内的关系网，得知天津摩托罗拉工厂招聘高管。这一次，同样非常顺利，他被聘用了，他又成了一名替人打工的金领。在摩托罗拉的两年，是Jeeson收获颇丰的两年。但同时，作为一名外企中高层管理人员，很多时候又会闲得发慌。“恰好当时，你们南京一家大型企业出了些事情，我和这家企业的领导是朋友，他邀请我去帮他。”Jeeson知道，这一次，他的工作又要换了，“我当即答应下来。过了几天，便递了辞呈，来到了南京。”“他们给你的薪酬如何？”面对健谈的Jeeson，江苏商报抛出了最敏感的问题。“当然没有前几家给的钱多。但是钱的多少，并不能衡量我的价值。一方面，我很现实，我需要钱。另一方面，我又不现实，给我再多的钱，整天无所事事，我也不愿意。”听到“金领”字眼，Jesson直摇头，表示，他现在已经不是金领了，顶多算个白领。但他也毫不避讳地坦言，当他把这个企业盘得有气色后，他得到的分红或者是奖励也足可以让他踏入金领的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