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精神拌擞地从厕所回来，发现我已经上大学。也许他原先是把我安排在清华或者北大的，但事已至此，干脆也就撒手不管了。他这一偷懒反而是好事，我在读大学的十年中自由发展，成了卓而不群的学生。
刚进西电，首先吸引我的是麻雀和馍。那麻雀滚圆滚圆的，简直是会飞的肉弹。它们不怕人，成堆聚集吵闹，常让我误以为是没有教养的一群鸡。那馍又白又大，既不盐也不放糖，既不象馒头也不象包子。馍凉了后贼硬，据说有同学被楼上扔下的半块馍砸中脑袋，当场长出一个“肉包子”。最好笑的是人们把“馍夹肉”叫成“肉夹馍”，那东西实在好吃。
西电原是军校，作风严谨，校园并不华丽，生活有些单调。尽管我来自山清水秀的地方，可我的确喜欢西电的粗犷与憨厚。有一天我看到一个新生写的很肉麻的赞美西电的大字报，有一句是“我踏上了东去的列车”，我不禁笑掉牙。这一笑意味着“大个子欺负小个子”历史的结束，“小个子欺负大个子”新纪元的开始。
上大学的第一个学期刚好碰上美国打伊拉克（“沙漠风暴”行动）。那时全国都在谈电子战，我们全校都是研究电子的，而且以军事应用为主。在那种气氛里，同学们都有很强的使命感，并且被鼓动得信心十足。
一日，系主任视察早读，偏偏有同学迟到。系主任喝问：“你为什么迟到了？”
“因为我来迟了，”同学毫不含糊地回答，昂然入座。
我在班里年龄最小个子也小，上课时就象猩猩堆里的猴子那么显眼。由于我们是物理系学生，第一学期的《普通物理》课程就显得非常重要。系副主任给我们上课，他长得象叶利钦，口若悬河，板书极快。象在高中上物理课那样，我常在“叶利钦”刚写完题目时就报出答案。开头几次，“叶利钦”满脸疑狐地扫视我们，好像是要抓住拔掉他自行车气门芯的那个捣蛋鬼。后来他在第一排发现了我，我俩乐得裂了嘴。课间候息时，“叶利钦”常坐在我旁边，乘他给同学们答疑时，我就用笔拔弄他硕大无比的手指，在他指甲上涂点什么。
在第一学年，我就象乱草丛中的野花那样脱颖而出，倍受老师和同学们的关怀。就在我光荣到感觉屁股都能绽放光彩的时候，发现了令我胆战心惊的学习缺陷——不会做实验。一进实验室，我就束手无策，浑身发抖。我相信大一的学生都有虚荣心，为了维护“最聪明”这个荣耀，我完全可以掩盖、躲避甚至偷偷地弥补实验能力的不足。
我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为了对抗虚荣的引诱，我夸张其辞地把“缺陷”告诉每一个我认识的人，让我没有机会欺骗自己。
聪明的人并不见得都有智慧，他可能缺乏“真实”这种品质。虽然我是在硕士毕业的时候才立下誓言——“做真实、正直、优秀的科技人员”，但我在18岁的时候就已经做到了“真实”，我必定一生保持。
第一年暑假回家，得到一个惊喜：家里竟然有了电路实验室！
因为我常在信中鼓吹自己实验能力何等之差，“长此以往，下场将极为悲惨”。父母经不起这种“恐吓”，教英语的父亲将半年的工资连同“私有财产”全部捐出，每周到很远的商品交易市场购买电子元件以及器材，在家里建立了实验室。父亲很威严，我从小就怕他，但那个暑假我一点也不怕他。我们一起做实验，都从零学起，话不投机就用电烙铁“交流”，完全是同事关系。后来，我的兴趣转向了计算机，家里的实验室就由父亲独掌，继续发扬光大。现在父亲修理电器的水平在家乡远近闻名，学生们都忘了他是英语教师。
母亲是数学教师，年轻时略有姿色，智力远胜父亲。当她与他在山头的学校里相遇时，他一顿热情洋溢的饭菜就把她缴械了。我小时候家里很贫穷，家就象一条飘荡的小船，父亲划浆，母亲掌舵。当我6岁上学时，母亲就说：“儿子啊，你将来只能靠笔吃饭而不能靠锄头吃饭。”小时候，母亲怕我变狡诈而不允许我学下棋。尽管我在大学里已经相当出色，母亲来信总不忘叮嘱“德智体全面发展”。她常用独特的方式检查我：
（1）看我是否变胖。如果我胖了，表明我懒了。因为勤奋的人没有理由变胖。
（2）看我说话是否还快。如果我说话慢条斯理，表明我变笨了。因为脑子灵活的人没有理由说话不快。
我读博士研究生时，母亲的眉头才舒开。她经常在师生中发表自由言论：“儿子的智力与性格完全是我遗传的，他爸毫无半点功劳。”
第三学期的主要课程是电路分析。电路题目常常很滑稽，当你满头大汗地解完方程时，答案往往是零。我归纳了不少公式用于简化计算，所以照样能在老师画完电路图时报出答案。学习是如此的轻松以致于我有太多的课余时间。
在课余我常做两件有意思的事：
（1）我为学习较差的十几名同学办了补习班，给他们讲课，改作业，出考题。我就象老母鸡那样看护着一群小鸡，使班长、学习委员等班干部形同虚设。我这样做既提高了自己的表达能力，又帮助了同学。这事不是老师叫我干的，是我自己的主意。
（2）我经常在宿舍里焊接电子线路，技艺渐精。我曾花了两天时间，把磁带盒做成能发声、发光的精美礼物，乐颠颠地送给一个女孩子。可惜不久后我迷上了计算机，从此再也没亲手做过好玩的东西。
上大学以前我根本没见过计算机。在第四学期时我遇到了十年来最敬爱的老师周维真，从而对编程产生了强烈的兴趣。他教我们Fortran语言，Fortran语言对我没有影响，影响我的是周老师高尚的师德以及他在教学和科研中的敬业精神。我从他那里学到的是怎样做人，怎样做学问。
很多计算机系老师改作业时喜欢打“√”或打“×”了事。周老师不仅把作业里的错误都找出来，而且逐一评注“好在哪里”和“差在哪里”。为了不让周老师过于劳累，全系同学有一个约定：上课时不准吵闹，否则别来；作业必须清楚，否则别交；提的问题必须有质量，否则闭嘴。
Fortran语言期末考试，我的卷面成绩是97分，有个女同学考了99分。我当时官为课代表，想不到被一个女生超过，甚为沮丧。可是报到系里的成绩单上，我的成绩是99分，那个女同学是97分。我以为周老师搞错了，跑去问他。周老师笑笑说：“你平时的学习表现，该得满分。不能因为考试中的一个失误而打击你的积极性，所以给你加2分作为鼓励。而她一上机就束手无策，要让她知道考试成绩高并不表示已经学好了，扣她2分以示警告。你本来就是第一名。”这时又跑来一个“查”成绩的同学，他得了59分，哀求周老师让他及格。周老师说：“你的试卷我看了好几遍，的的确确是59分。而你平时的学习表现也不会超过59分。这一分不能加，否则我会害你一生。”
在我这一级（90级），周老师至少为技术物理系教出两名软件高手——我和马佩军。我和马佩军读到硕士时已在软件方面雄霸西电，计算机系学生毫无翻身之望。由于马佩军不好名利，风头让我一人独得。我离开西电数年后，余威尚在。可惜我和周老师相处不到一年，他便调到北京信息工程学院。然而师恩的厚薄不在于时间长短，好的老师会让人想念、感激一辈子。
在上大学的前三个学期，学习如同表演，有趣而且轻松。自从第四学期学习了计算机课程，我就有了新的追求，我多么渴望拥有一台计算机，可以天天编程。如果挨一个巴掌能换取一分钟上机时间的话，我愿意每天挨1440个巴掌。如果非得加上一个期限不可，我希望是一万年。
我本科的专业是半导体物理，一二年级由系里负责教学，三四年级由微电子所负责教学。在第四学期末，我央求系里把我推荐到微电子所参加科研，贾新章教授“收留”了我。我踏进微电子所的那一脚，让我从纯粹学习转向了科研，从“高分低能”转向了“低分高能”。
我终于有了一台286电脑，那个暑假我就睡在实验室里，时时刻刻守着它，深夜里我一个人冲着它发笑，一会儿盖上布，一会儿掀开布，一会儿摸摸它的“脸”，一会儿理理它的“辨子”。我很快地完成了任务——设计一个“立方运算”的模拟电路，并且学会了C语言。
西电有个好传统，每年冬季举办一次全校性的“星火杯”学生科技作品竞赛。每届都有六七百件作品展示，低年级的学生看后无不热血沸腾，跃跃欲试。我很希望能独立开发一套软件，参加本届“星火杯”竞赛。贾新章老师是研究集成电路可靠性的，见我如此热切，就让我开发“集成电路可靠性分析软件”。
我开始一边研究数值算法，一边设计软件。从炎热的8月份到发冷的十一月，几乎天天通宵编程，程序很快增长到一万多行。在离竞赛还剩一个月左右的时候，出现了大量的问题。不仅程序老是出错误，而且发现原先的算法并不有效。此时已经没人能够“救”我。贾老师不会编程，不知道问题究竟出在程序上还是出在算法上（实质上两者都有问题）。而那些懂软件开发的年青教师，实在看不明白我的上万行程序是如何组织的。他们只能悲伤地看着我挣扎。由于我经常逃课，好学生变成了坏学生。系里意见极大，贾老师十分为难。不少老师和同学劝我赶紧“改邪归正”，放弃项目，不值得因小失大。
当时我有个无法动摇的心念：如果放弃一次，那么碰到下一个挫折时我就会继续放弃；如果坚持而成功，那么碰到下一个挑战时我会激励自己再取成功。
在压力面前，我依然坚挺。每当略有进展时，心里一阵狂喜，但很快又会碰到新的困难，有时一坐就是20个小时。每天在喜悦的颠峰与苦恼的深渊之间反复折腾。在竞赛前二天，我终于成功地完成了软件研发，结果获得软件与论文两个二等奖。这个荣誉本身不值得一提，并且我付出很重的代价——对物理专业失去兴趣而彻底抛弃了它。但那时我才19岁，在极限状态下，我磨练了意志，使葡萄后充满激情。
在本科四年级，我认识了微电子所的郝跃老师。他是数学博士，是微电子所最有才华、最潇洒、最有领导风范的青年学者。我常去向他请教数学问题，他讲得意气风发，我听得如痴如醉。我俩一个月的“交流量”很多硕士花一年时间也得不到。有一天，郝老师说：“你做我的学生吧。”我就毫不迟疑地从贾老师门下“跳槽”到郝老师门下。郝老师后来是我的硕士生导师，他高兴时喜欢说：“好，很好，非常好！”我看着他升教授，升博导，升副校长，师生两人分别在各自的阶层中名声显赫。
在三四年级，我的专业课程没有一门及格过。但由于微电子所的老师们已经认可了我，就把我的卷面成绩作为及格线，我对同学们的帮助莫大于此！如果要我考研究生，我绝对考不上。系主任安毓英觉得我将来很有前途，于是不顾别人反对，一锤定音让我免试读硕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