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守所里10天没睡一觉
今年11月17日，高进发在回答记者没作案为什么要承认时说：“我从被带进洛南刑警中队到被送进看守所这10天里，就没睡过一次觉。办案的警察一共9个，3人一班，没白天黑夜地轮着审。到了第三天，我就撑不住了，就是想睡觉，只要让我睡，干什么都行。”
高进发所有的承认，都是在这种情况下作出的。作案过程都是他瞎编的，审讯他的人不满意时，就诱导他，比如：在审高进发奸杀杨柳的案子时，办案人员问他，杨柳穿的鞋是啥样式？高说，不知道。又问：咋能不知道？高进发就根据农村多数女孩子有买鞋穿的习惯，回答杨的鞋是从街上买下的。办案人员说，不是买的，是手工做的系带鞋。高进发不懂，反问：啥是系带鞋？办案人员在自己脚上一比划说，系带鞋就是带带儿的鞋。高进发就说，那你说是系带鞋，就是系带鞋。
高进发的供述，就这样记入了审讯笔录。关押在刑警队的10天里，高进发共做了6次有罪供述。
律师发现此案疑点重重
高进发的律师耿民说，他是2002年7月下旬接手这个案子的。那天，高进发的弟弟找到他，说：我哥从看守所带出了求救信，说他是冤枉的，让我们想尽一切办法还他清白。
第二天，耿民会见了高进发。耿民说，你先回答我一个问题，要你用做人的良心回答：这案子是不是你作的？是，我不会放弃为你辩护；不是，你要拿出证据。
过了一会儿，高进发流泪了，说，这案子不是我做的。
当天，耿民和所里的4位律师就开始了调查取证工作。
经过走访陈村群众，耿民发现，高进发根本没有作案时间，而且，警方提供的物证、高进发供述的真实性以及证人证言都有疑问。
比如，警方于2002年3月7日在李某被害现场提取到了一枚长度为27cm的立体“足迹”，经鉴定为“高进发脚上所穿的布鞋左脚所留”。律师反复询问高进发，案发前后，他穿的是什么鞋？高进发肯定，穿的是双胶鞋。到过现场并发现李小兰遗物的几个目击群众证实，现场多处确实留有明显的胶鞋鞋印，那么为什么仅提取了一枚布鞋左脚所留足印呢？怎么能排除其他脚印是罪犯以外的人所留呢？
高进发身高1.66米，所穿布鞋长度实际是26cm，与现场提取的27cm的鞋印相差1cm，怎么可能就是高进发所留的呢？
又如，高进发交代1999年杀害杨柳的顺序是先致死，后投井。他说，她被投到井里后，他还听到了一阵“扑通、扑通”的挣扎声。而杨柳的死因鉴定则明确“不支持溺水死亡”。显然为不实之词。
根据证人刘某的证言推出高进发当晚有半个小时的空档，在未与其他8名证人证言相印证的条件下，显然属于孤证。
……
被判无罪申请国家赔偿
2002年8月28日，渭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不公开审理了高进发案。针对控方的起诉，高进发不承认奸杀幼女，耿民为他作了无罪辩护。2002年10月24日，渭南中院一审判处高进发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判决既确认了高进发强奸杀害李某、杨某两起“犯罪事实”，又在无任何法定和酌情从轻处罚理由的条件下，判了高进发死缓。
拿到判决书后，高进发提起上诉。2003年10月16日，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
2004年4月2日，渭南中院在判决书中对高进发奸杀李小兰的犯罪事实不予以认定，但中院对仅因为作案手段与杀害李小兰相同，而由高进发被迫交代出的奸杀杨某的“事实”，却再次作了认定，仍判处高进发死缓。
于是，高进发再次上诉，2004年9月7日，省高级法院再次撤销判决，发回重审。2004年12月28日，渭南中院又一次开庭进行了审理，但迟迟没有宣判。高进发再次面临严重的超期限羁押。
2005年4月，湖北佘祥林冤案被媒体披露，高进发案也引起陕西省和渭南市政法机关的高度关注。
同年7月9日，渭南中院宣判：高进发无罪。7月18日渭南市人民检察院提出刑事抗诉。理由是：省高院两次发回重审，程序严重违法；高进发奸杀李某具备约半小时的作案时间；高进发的供述与案件情节相一致；有一次录像能证明没有对高进发进行刑讯逼供。
2005年9月，公安部派出专家与省公安厅刑警总队组成专案组，再次进驻陈村，高进发之外的一批新的犯罪嫌疑人纷纷落网，但仍未抓获奸杀李小兰和杨柳的真凶。11月，省检察院撤回了对高进发一案的抗诉。
今年1月，高进发以错捕错判为由，向渭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和渭南市人民检察院提出共同赔偿申请。3月，渭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和渭南市人民检察院决定，共同赔偿高进发被无罪羁押1205天的赔偿金76915.15元。
高进发说，他的儿子从他被关起来的第二年就失学了，孩子在学校受不了“色魔父亲”的压力，家里也实在是没钱供他上学；老婆也在那几年里投靠了亲戚，心里遭受着煎熬；老母亲的眼病现在还没好，还时常怕在外打工的他再出什么意外；惟一的希望是女儿，女儿已经上了初中。
疑罪从无何时深入人心
1996年，新的刑诉法确立了疑罪从无的理念，2004年修宪时增加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新内容。但在实践中，一些惯性的思维模式和陈腐的价值观，却严重阻滞着法律的正确实施。
高进发的性犯罪记录，让办案人员在“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宁可错判错杀，决不放过一疑”的传统思维习惯左右下，默许和放纵了刑讯逼供，破坏了法律的权威性和公正性。
打击犯罪和保护人民同等重要，而实际上，不少执法者片面地强调了刑诉法的惩罚功能，而忽视了它的保护功能，导致冤案的出现。
此外，诉讼过程中的同质利益，使公、检、法3家有时过多地强调配合忽视了监督，也是产生错案、冤案的一大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