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会上，一位媒体同仁评价，虽然大学生就业面向基层提了那么多年，但对服务农村服务基层大学是从骨子里瞧不起的。你看哪个高校介绍本校毕业生的就业情况时不列上有多少毕业生进入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有多少进入国家部委成为公务员？他们为什么不把那些主动去基层去农村的毕业生作为精英校友宣传呢？因为这叫做就业“层次低”。

　　这些重点学校是否有清高之气？周济承认这点。“我们必须克服重视高端科研、忽视成果转化，重视国家任务、忽视服务地方的思想倾向。”他要求高校要“真正弯下腰来”。

　　教授们精力有限，他们要给本科生上课、带研究生，学校的考评体制约束着他们，为了完成指标，他们要跑“973”、“863”项目，要写文章，上SCI，拉科研经费，还要搞研发。一位校长指出，为什么教授们对横向课题（服务社会类的）不重视？社会服务强调社会效益强调经济收益，它的成果要用市场的杠杆衡量，教师服务社会，必定要与政府、企业觥筹交错，和农户联系往来，时间哪里来？

　　“认识很重要，这其实是公司机制和学校文化的冲突。”西安交大副校长席酉民介绍，每个学校的文化不一样，比如老师办公司，有的学校允许，有些学校就明令禁止。

　　一位曾参加过与地方合作的老师说，我们国家的经济环境还是不能和硅谷比，发达国家高科技转化非常自然和迅捷。而我们，“高校的技术在海拔500米的地方，而企业需要的只在海拔50米的水平，所以，我们需要做的是为这个悬崖架上一个梯子。”

　　但同时有人指出，其实也不是教授清高，更重要的是，做研究的人只需要跟自己较劲，在一个领域努力，而与公司合作，需要人的社交能力、管理能力、统筹能力等，很多琐碎的事情需要处理。“我是怕麻烦，懒得纠缠在俗务之中。”一位工科教授告诉记者。

　　参加讨论的高校书记校长们，谈到校办科技企业都挠头。问题错综复杂难以处理是他们的共同感受。有人私下说，校企其实比社会上的企业乱多了，因为文人相轻，各自为政，企业宁可作坊发展也不联合。而且很多公司没有用人权，结果成了高校的老干部局。即使效益不错的校企也多是“穷庙富和尚”。

　　周济认为，高校跻身技术创新体系，与企业和社会合作，可以锻炼队伍。“我们做一个项目出来，开个鉴定会，大家各说一番好话就通过了。和民营企业合作，那是在私人口袋里拿真金白银，然后还要跟人家维持长期合作，是非常不容易的”。

　　评价体系不转变呼吁再多教师也要围着论文转

　　“学术需要什么样的机制？”西安交大副校长席酉民认为，作为学校的管理人员，应该给教授们宽松的环境，独立创新的平台，要尽量少地评估他，不要过分用指标给他压力。

　　但他承认，人是有惰性的。

　　“高校也一直在争论，一连串的教学指标、科研指标、经费指标会不会造成短期行为。”席酉民说。如果不能像浙大那样改变评价体系，扛着如此多指标的教师，哪来的精力和时间为社会服务？

　　评价体系是一个指挥棒，如果教师完成教师分内的工作，评价体系给予肯定，教师就会愿意花时间和精力去做，反之，当成副业，学校再呼吁号召也没用。席酉民很赞赏浙大，他们的老师帮助政府解决了难题可以在职称评定的时候加分。这就是一个促动教师服务社会的砝码。

　　中西部地区若干年内超不过东部这几所大学

　　“落后的地方是学校找政府，发达的地方是政府找学校。”重庆大学校长李晓红关于大学和地方关系的观点，被不少中西部高校的负责人反复引用。他们是有切肤之痛的。

　　“一旦有什么号召，大家就向一个方向冲锋，最容易把大学办成一个模样。”席酉民形容。而其实，在中国，东西部差距是很大的。各个高校应把教育管理的理念与实践结合，找到自己学校与社会结合的特点和侧重点。

　　而实际上，在研讨会上，东部和中西部高校的领导就如何解决教师开公司问题进行了交锋。

　　东部高校认为清理卡壳的关键是人员问题，是老师和关系难处理。西部和中部校长则为欠的一屁股债发愁。东部校长很不解，从法律上说，学校是有限责任，你可以不管嘛！西部校长说，公司集资都是从一堆老头老太太那儿弄来的，他们天天坐在校长家，我要为他们负责。

　　校长书记们感叹，富裕地区的高校要拿出一笔资金很快就能到位，而中西部要想拿出同样的一笔钱可就难上加难了。南开大学党委书记薛进文认为，高校与地方合作也有一个发展阶段和水平的问题。如果发展水平没有达到一个度，光靠高校单向的努力是达不到的。他推测：“中西部受客观条件的限制，在若干年内都可能赶不上中山大学、浙江大学。”

　　校长书记们指出，政府的姿态也很重要。一位政府官员坦言，政府是有任期的，无论哪个官员上台，他都希望巨额资金投出去，一定要在这一届中产生大的效益。难免急功近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