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毅然放弃优裕的物质生活，远离家庭，回到中国，以己所学报效生我养我的祖国，没想到，却受到这样的伤害。唉……”在连接美国的越洋电话中，虞某一声叹息。他细说自己在过去两年多的时间里，回国创业却遭遇不公待遇，临了，他像是在自问：“我是不是不该'海归'？该留在美国过安稳、丰裕的生活？”

　　月薪付美金还是人民币

　　虞某，43岁。2000年，在离开家乡、赴美留学十余年后，他重返祖国，投入某美资公司旗下，负责拓展中国市场。他以为，这是双赢的选择，实际却是“伤心之旅”的序曲。

　　由于时逢全球IT业衰退，亚洲经济滑坡，虞某负责的投资项目启动即告失败。毕竟是在商场上摸爬滚打过多年，这点挫折，并不足以击倒虞某。更何况，此时，曾与他有过业务来往的北京信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注：2004年3月4日更名为北京新网数码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信海”）向他抛出了“绣球”。

　　“我当时非常想留在老家上海工作，几乎没有犹豫，就不顾在美国的家人、朋友反对，点头答应了。”2003年4月1日，虞某与“信海”正式签订劳动合同，任上海分公司副总经理一职，任期两年，自2003年4月1日起，至2005年3月30日止，月薪为8000元。

　　上任不久，虞某就被公司派往宁波，在当地筹建分公司。“在那里，一直工作到7月，一切都很好，（公司）还专程发Email来表扬我。”虞某托上海的亲友将两封Email的打印件交给记者：“不愧是留学生出身……宁波有了您事业定会成功！”“宁波分公司第一个月就有收益……能说什么呢？不能不认可虞总的能力和办法。”落款时间为2003年的六、七两月。

　　7月30日，虞某回美国休假。10月，他回来不久，总公司发出一纸通知，说要将他召回上海。“当时，北京总公司派来一个副总裁，'请'我到上海作汇报，还说要给我安排一个新工作。”

　　11月中旬，虞某在时任上海分公司总经理的李某的陪同下，在宁波分公司交接工作。但至此，他再没有等到总公司的“新工作”。他曾就自己所处的“尴尬的架空”状态，向李某讨说法，对方明确告诉他，总公司是要派给他“新的重要任务”，可最近人事出现了重大变动，这事儿就被拖延了。

　　2004年4月，李某离开“信海”。直到此时，虞某这个“上海分公司副总”仍等着接受“新工作”。此间，他多次联系总公司，对方始终没有给出答复。更让他无法接受的是，自上任起，公司从来没有按合同约定，支付他8000元月薪。“我才开始催讨的时候，上海分公司的答复竟是，他们在商量到底是付我美金还是人民币……后来就索性告诉我要上报总公司，在等回复呢。”

　　被告是分公司还是第一分公司

　　事情一拖就是一年多。

　　2005年7月27日，忍无可忍的虞某，只能向上海市劳动监察大队举报室寻求帮助。“劳动监察大队当场打电话给上海分公司，他们一口答应帮我处理。大队让我马上赶过去，可接待我的人已经改口了，说这个事情分公司处理不了，要报给总公司，叫我继续等总公司的答复。”

　　一个“等”字，点燃了虞某心里郁积多日的怒火：“还等，我已经等了快两年了！”他态度激烈，要求接待他的沈传高副总经理当场写下书面证明：“鉴于劳动合同期限中争议问题及要求上海分公司目前无法得以解决，我司特向北京总部报告，等待总公司的回音。”

　　苦等一周，依然音讯全无。虞某再次向劳动监察大队提出申诉，对方建议他，改去上海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2005年8月，虞某向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请求。可一周后，委员会却发来一份“不予受理”的通知书：“申请人在上海就业未向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申办核准手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之规定，双方发生的争议不属本会受理范围，本会决定不予受理。”

　　虞某的心情跌入低谷：“和公司签合同之前，他们答应帮我办妥所有的用工手续，我怎么会想到，他们根本就没办呢？当时再让公司补办，当然是不可能的……”走投无路，只剩下最后一招：上法院起诉。2005年8月，虞某向黄浦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上海分公司支付拖欠他的工资、补偿金、违约补偿金及相关利息等，共46万余元。

　　10月8日，法院开庭审理此案，但，前来应诉的，却成了“上海第一分公司”。尽管，被告辩称：“上海第一分公司”就是“上海分公司”变更，可法庭还是以“被诉主体不符”为由，建议虞某撤诉此案，重新起诉“上海第一分公司”。

　　事后，虞某从上海市工商局查得：“北京新网数码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上海第一分公司”是2005年3月15日注册的新公司，并非原来的“上海分公司”。“上海分公司”不但存在，并且还处于正常营运中。

　　2005年10月12日，虞某再次起诉，在被告栏，他写的是“北京新网数码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