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的老学生

　　横田是富士在中国的开拓者，同时也是富士胶片集团内的著名的“中国通”。他毕业于日本最著名的高等学府之一——早稻田大学，1975年进入富士胶片株式会社，并一直工作至今。

　　在横田30年职业生涯中，有15年以上的时间是在中国度过的。在富士公司内部有一个留学制度，根据员工申请，可以留学。早在1986年，富士的员工都争着去美国欧洲读MBA，但是横田看准了中国是个很大的消费市场，将来肯定有大机会。在日本学习一年多中文后，1988年，横田只身一人来到上海复旦大学学习中文，在横田之前，公司留学中国的人只有一个。

　　时至今日，中国已经成为富士总部年轻人热门目标地，在东京总部，中文学习班有15个，英文学习班却大大少于中文班，在10个班以下。

　　在复旦学习的一年时间成了横田的美好回忆，时年35岁的他在留学生中是个老学生了，但他和那些人基本没什么代沟，大家相处很愉快。当时的留学生食堂里的菜经常能吃出虫子来，于是他们经常在外面餐馆吃，“那里的东西很好吃。”横田说到这里，尤为兴奋。

　　之后，横田回到日本，1990年被派到香港事务所工作，1993年被调任到北京事务所担任所长，一直到1998年。在这一年，他经历了人生中的重大时刻，这一刻也是富士和柯达在中国市场的转折点。

　　揭秘“98协议”

　　在这一年，柯达与中国政府签订了著名的“全行业合资计划”（俗称“98协议”）。当时的中国感光行业，主要的7家企业均负债累累，毫无生机，整个行业负债和亏损接近百亿元，柯达与中国政府协议规定“除乐凯外，厦门福达、汕头公元、无锡阿尔梅与柯达合资，上海、天津、辽阳3家企业在合资公司3年基建期内不与其他任何外商合资，柯达为此向中方支付资产转让和经济补偿费3.75亿美元。”

　　这样一个前所未有的协议，对于之前在中国市场占尽优势的富士来说无疑是当头棒喝。对于这个结果，现在流行的说法是“当时谈判过程中，实际上中国方面首选与富士合作，但因为当时富士是中国市场的霸主，态度比较傲慢，在技术转让及能给予的支持，与政府要求相差很远，而柯达却比较积极，满足了政府的要求”。

　　事实究竟如何？

　　“富士不会因为傲慢将中国广阔而极具前景的市场拱手相让，这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规律和基本的商业逻辑。”当时富士与上海感光材料厂正在谈合资，作为参与者之一的横田似乎最有发言权：“我们对做不到的事情不会轻易承诺。好比一对男女要谈恋爱结婚，之前男方说可以给她很好的房子等物质条件，但最后没有做到，富士绝不会干这样的事情。”

　　横田举了个富士星光的例子说：“在和中方的合作谈判中，我们都是明确地表明我们能够做到什么，双方互相协商一致，最后达成合作协议。”

　　也许就是因为柯达与富士两大胶片巨头不同的企业哲学与行事方式决定了他们对待“98协议”的不同态度。

　　另外，当时全球数码影像的发展趋势刚现苗头，但它是否必然会取代传统影像，取代的速度会有多快，在行业内还有很大争议。

　　因此，当时富士采取了一种并行的策略，首先继续发展传统胶片市场，同时也不断加大数码影像的投入。而在中国涉及到如此大规模的并购时，富士对于在传统胶片领域不计成本地投入就会有所忌讳。

　　而在数码影像领域，富士已经开始在中国布局，1995年，富士在苏州成立了数码相机工厂，并于1997年开始生产数码相机，比“98协议”还早一年。

　　世事难料，如今，中国的民族感光业只剩下乐凯一家，而柯达也因为传统胶片业务太过庞大而自顾不暇，富士却因为失意于“98协议”，便加快了在数码影像领域的布局，最终，率先获得了转型的机会。

　　在数码另一个领域，2000年，横田被委以重任，担任主攻数码印刷的富士星光公司总经理，他把富士星光从零做到中国市场第二把交椅的位置，从而被总部看中，一举成为富士（中国）的掌舵人。

　　2005年12月，富士在苏州最早的数码工厂举行了10周年大庆，富士全球总裁兼CEO古森先生宣布，苏州工厂即将成为富士数码相机的全球第一大生产基地。他表示：“富士坚定看好中国市场，并已将在华事业的持续发展列为富士全球战略的重要支柱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