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上城市与困窘的打工生活

　　初到东莞时，他和同乡睡在立交桥下。后来经人指点，住进了一栋烂尾楼里。工作一直没有着落，他的许多老乡吃不了这种苦，回家了。杨文坚持了下来。

　　他在一家高尔夫球场找到一份球童的工作。每当顾客把球打到水塘里时，他就脱下衣服，跳到水里捞球。后来，杨文到两家印刷厂当保安，在两个厂之间倒班。“因为身体受不了，被迫辞掉了其中一家。”王利民说。

　　杨文生活窘困，每个月1000元左右的收入不够日常开销。当小学同学王健打趣问他是不是发财了，他淡淡地回答：“只是混了个嘴巴。”其后他有了女朋友，“生活就更难了”，王健说。

　　这3年时间里他没有给家里寄过钱。父母并没有因此埋怨他。

　　可杨文对待战友却是极其慷慨。“他的战友没有找到工作，就住在他那里。工资也取了出来，谁没有就拿去花。”母亲罗泳娥心情复杂。

　　战友们很喜欢杨文。父亲杨立夫左眼被麻杆弄伤时，战友们凑了2000元，让他寄回家帮助父亲做手术。

　　杨立夫在珠海打工期间，被包工头拖欠工资。后来求得包工头给了几十元。他没有买车票回家，而是去东莞看望儿子。杨文知道父亲的遭遇后，只给了他100元。“杨文一直觉得对不起父亲，但憋在心里。他的父亲对我说，他能够感觉到杨文对家人的愧疚。”王利民说。

　　罗泳娥知道儿子一直把家里1万多元的债务搁在心上；直到去年，这笔钱才算还清。

　　“可能是觉得没有面子”，杨文极少回家，每次都是挑着车票不贵的时候，且都是两手空空。1999年夏天，他只穿着背心和长裤回到家里。“我心里很不是滋味。”他对律师这样说。

　　情况在慢慢地发生变化。杨文回家时，很多村民喜欢跟他聊天。细心的邻居胡发春发现，杨文抽的是5元一包的白沙烟，“他抽一包顶我四五包。”胡发春说，“走路也开始歪起来，一摇一摆的。穿了牛仔衣，以前都是穿家里的粗布衣服。”

　　罗泳娥觉察到儿子喜欢上了城市生活：“他说，在屋里（家乡）做事天天要晒太阳，好多蚊子。在外面不用晒太阳，没有蚊子，下班了就在屋里头。”母亲说杨文喜欢练拳。回到家时，每天早晨村民总能看到他沿着土路跑步、打拳。但现在的杨文喜欢看武打片，家里却只有一台14英寸的黑白电视机。

　　2001年6月第二次回家时，杨文带回了一件令父母意想不到的“礼物”：一张约70cm×30cm长宽的100元人民币样币，他把样币贴在了自己的床头。罗泳娥当时有些疑虑，但也没有过问。

　　抗洪英雄

　　在杨文把人民币样币贴到床头时，他可能没有想起，在爷爷杨海稻的屋里，从1988年起就挂着一副竹制对联：“发扬勤劳俭朴作风，继承清白传家祖训”。

　　80岁的老汉当了32年的小学教师，如今有些耳背。“你不要去找他，你一说他就哭。”罗泳娥对记者说。

　　但是杨海稻很乐意与本报记者谈起他的孙子的往事。“他在部队立过大功！”他竖起大拇指。1995年，初中毕业的杨文报名参军，分配到河南安阳一支特种快速反应机动作战部队。

　　整体观察杨文的一生，选择当兵无疑改变了杨文后来的人生轨迹。“他成绩一般，觉得读书没有出路，不愿意再增加家里负担。”罗泳娥说。事实上，“今后能够分配工作”也是中国绝大多数城镇青年当兵的初衷。

　　那时候杨文个子矮小，体弱。在新兵训练中，每天天未亮，他趁战友还没有起床就偷偷在操场进行投弹练习，连晚饭后的空余时间都不放过。胳膊磨出了血，用纱布缠上后继续训练。4个月后，他的各科成绩在60多名新兵中名列前茅，并被任命为新兵班副班长，负责教授新兵；10个月后，他入党。

　　回到老兵班后，他成为班长。获得的荣誉有全营军事训练先进个人、全团大比武总分第二名，还被授予了一枚优秀士兵奖章。在1998年长江抗洪期间，他把救生圈让给了战友，自己最后撤离。因此“被荣记三等功”。部队经历“让杨文有了一身武艺”，且培养了他刚毅、遇事冷静、处变不惊的性格。

　　然而，在可以转为志愿兵的时候，杨文却选择了退伍。“部队不愿意他退的。”母亲罗泳娥语气有些黯然，“他觉得自己没有文化，土娃子一个，没法通过军校考试。”罗泳娥揣度儿子是惦记着家里经济困难，还有母亲体弱多病。退伍时，杨文把复员费分给了家境贫困的战友。“他到家时，兜里只有50块钱了。”王利民说。

　　有一天晚上，罗泳娥发现杨文躺在床上叹气，她问是怎么回事，“我舍不得战友。”儿子说。而当热情的战友们经常在他家里聚会聊天时，他却选择了外出打工。这一次选择，让他踏上了一条不归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