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你个人更看好哪些中国的网络公司？为什么？

　　王志东：国内有不少成功的，比如携程，他们是最早知道自己要做什么的，紧紧地围绕着旅行业务去做，比如他们为了扩展业务，派了很多人在机场发卡，包括配送，支付，有的人甚至是骑自行车的，很多人大概觉得，网络公司怎么会有这么原始的举动？他们不是追求高科技，而运用网络来改造旅游生活；

　　腾讯也很出色。他们在做即时通讯的时候，大概有六七年没找到盈利模式，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坚持做下来，排除了各种干扰。其实原来新浪也在做，后来觉得找不到赢利模式就放弃了。并且在传统理论里，人们容易忽视所谓草根人群，都是找大客户，而腾讯一直就做这样的人群，包括很多青少年，现在证明了他们的竞争能力是最强的，他们真是把“长尾理论”吃透了；

　　再如阿里巴巴，在杭州也是一直经得起寂寞，很长时间内也是赔钱赚吆喝，坚持面对中小企业，最后也获得成功；百度也非常值得敬佩，在他们之前其实已经有很多先烈倒下了，都死掉了，并且在他们做的时候还有一个强大的google，到底是死掉还是和google对抗，生存的难度都很大，但是他们坚持下来了，并且在技术上体现了很多特点，和对手斗智斗勇，可以说在技术上出色，商业上也出色。

　　这些都是非常成功的，网易其实早年做的并不好，以至上市后被摘牌，不过摘牌后反倒促进了它，这几年的发展很好。还有一些现在看着并不是那么辉煌的公司如卓越、当当，其实也非常好，此外还有一些行业网站。现在的网络是人才辈出，藏龙卧虎，市场也在不断扩大。

　　理想：一直觉得自己非常幸运，没有任何抱怨

　　本报记者：据说老师和父母都觉得你是一个工程师的料，在经过那么多实践后，你现在觉得自己喜欢做管理或者说做生意吗？

　　王志东：哈哈，那是以前，我在上学的时候一是喜欢泡图书馆，二是喜欢泡实验室，很喜欢读书，个人来讲，对技术的兴趣也非常大，所以家长和老师总觉得我将来会搞研究，有一阵我自己最大的梦想就是拥有自己的一个实验室。

　　但后来转型做总经理，这当然是被迫的，但现在仔细想想也是必然的，一是我在上大学的时候非常崇尚美国的硅谷模式，在硅谷模式里，技术出身的人出来创业，甚至做CEO是很正常的，因为具体的管理都交给其他COO，CFO等，有一个体系支持他，技术出身的CEO很容易在高科技企业里形成一个灵魂。所以不是很奇怪。

　　第二，我是在广东出生的，那里的氛围就是一个创业的氛围，完全市场化的氛围，来自珠三角，靠近特区，这种熏陶是少不了的，其实我刚毕业的时候是在中关村里做销售的，技术是辅助的，我要站柜台，找客源，收尾款，所有的事情我全做。所以说我出身是销售也可以。

　　本报记者：作为一个创业者，你现在新的事业理想是什么，有没有规划未来的公司的模样？

　　王志东：是1-2年让产品全面开花，开花之后当然就会结果。

　　首先是100多个合作伙伴都成为成功案例，然后是100家变200家，200变500，将来有超过10000家合作伙伴，这并非天方夜谭。

　　其他没有更具体的规划，我们只要把目前的事情做好，那些结果都是水到渠成的。在我们这个团队里面，很多人都有相关经历，我们目前也有期权等机制，只要将来发展好，诸如上市，收购合并等，都是很自然的事。

　　本报记者：借用一个书名《这一代人的怕和爱》问，你觉得自己或者这一代企业家心里的理想和恐惧是什么？

　　王志东：快乐的是，这是个变革的时代，我们赶上了很多大的时代变化，比如改革开发，比如IT行业的发展，网络，风险投资进入中国，以及公司的市场化等。

　　还有政治气候的变化，比如在10年前，我们很难想象新浪这样的民间媒体能够出现。投资进来，创造了一批IT新贵，一夜暴富，社会上对此都有很高的容忍度和支持，这都是幸运的。

　　痛苦呢，在变革的时代总有很多不如意，不顺畅，比如97年融资的时候，谁都不理解，只能硬闯。比如新浪的上市，拖了半年多，有自己的原因，也有政策的原因。不过我觉得这样不能算痛苦，可以把他们看做你做事业时必须跨越的一些阶段，你必须要解决的一些问题。如同爬山，当你下来的时候，你会津津有味地告诉别人，遇到了多么危险的事情。那些经历变成了证明你价值的东西，所以我一直觉得自己非常幸运，没有任何抱怨。

　　本报记者：总体而言，感觉你还是很享受这个时代？

　　王志东：是的，“文革”那一代人没有这个机会，未来机会也许很多，但竞争会更加激烈。更重要的是，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精彩，机会永远存在，成功和每一个的天分有关系，但也有机遇在里面。成功也好，不成功也好，都不要太在意，也不必悲伤。人要多点平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