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人不愿意理会这些让人头痛的问题。搜索结果表明，人们对2006年硝烟弥漫的改革论战，以及旷日持久的医改争论没有太大的兴趣。然而也有人发现，网络，尤其是博客能掀起的不只是茶杯里的风波。一个叫向文波的企业家在自己的博客里质疑一起外资并购，事情竟然最终演化为关于外资是否危害中国经济安全的论战，使得一个财经事件一下充满了娱乐元素。

　　但是向文波没有成为搜索引擎选出的“十大风云人物”。人们宁可年年选择开发商潘石屹——这个中国最著名的地产商人，在2006年开始温和但是坚定地批评政府。但是人们还是弄不清楚房价到底还会不会涨，何时才能买得起房子。“国六条”依然能够位居十大“上升最快”的第六位，可调控的结果是：全国各地房价不顾各种调控政策，一路上涨。

　　《财经》杂志的研究员陆磊经过众多案例分析后得出结论：地产寡头一旦得到无限度的金融支撑，其投资膨胀几乎成为必然，价格操纵能力也随之进一步提高。在地产寡头与金融机构的共谋中，房地产价格泡沫迅速堆积，真实需求被排除在市场之外，甚至所谓“富人”大量购买豪宅也仅仅是一个神话。这是因为，购买豪宅的不是富人，而是开发商或中介制造出的假富人；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因此甚至不是“虚拟经济”，而是“影子经济”——是地产寡头和信贷资金的影子。于是，房地产价格神话将继续得以演绎。

　　陆磊这样的研究者不可能成为搜索引擎的宠儿，但是他们发现的基本事实无疑会校正人们的认识和选择。为什么我们总是需要用“好心办坏事”来不断为政府开脱？这个时候人们应该记起2006年辞世的弗里德曼和他开创的伟大传统。他告诉人们，政府不是上帝，它既不超凡脱俗，也不是法力无边。它和市场上的厂商、消费者一样，也是在一组约束条件下最大化自己的利益，因此对于政府的行为，同样需要采用成本和效益分析。

　　对于中国来说，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间存在着时而一致、时而相悖的利益，这更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比起市场失灵，“政府失灵”是更大的难题。

　　我们正处于一个伟大的时代，但它最好早点结束。因为对于普罗大众来说，一个平凡而富足的年代，远远好过伟大但往往伴随着不确定的年代。

　　1988年在中国考察时，弗里德曼力主中央政府应该放开价格管制，他认为中国的改革到了“最后的时刻”。他对四川省长说：“如果你想把老鼠的尾巴砍断的话，不要慢慢地一截截地砍，一下砍掉就行了，长痛不如短痛。”省长请教说：“教授先生，你知道我们中国的老鼠是不同的，它们有很多不同的尾巴互相纠缠在一起，您先砍哪一根？”弗里德曼耸耸肩，没有回答。事后，随行的张五常教授发表文章说：“我是有答案的，但我当时没有说，我的答案是，把所有的尾巴都一同砍掉。”

　　今天，价格问题已经不是中国改革最严重的问题。经济学家乔纳森·安德森认为，中国的市场经济体系处于“半成品”阶段，总体上已更为接近撒切尔式的自由市场体制。但国有企业只占中国经济总量的28％，却获得了将近一半的银行贷款。电信、航空、能源、钢铁和汽车行业仍然处于政府强有力的控制之下。结果是，在过去25年以来，排除亚洲金融危机全面爆发那一年（1998年），中国是亚洲各经济体中经济波动最大的。用中国经济学家的话说，仍处于“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境地。

　　老鼠的许多尾巴依然纠缠在一起，但是我们已经无法听到大师的见解。弗里德曼夫妇合著的《自由选择》一书，本是他们一起制作的十集电视短片，在全美196个电视台中的72个陆续播放。但是这本书在中国始终没有成为畅销书，虽然在未来，每一个普通人都可以不断从中汲取智慧。

　　他在《自由选择》里提出了改造福利国家的一系列设想，但也不得不承认，设想再美妙，却不可能创造出进行彻底的福利改革所必需的全部条件。为此，弗里德曼需要用整整一生的时间，等待自己的一小部分设想变为现实。有幸站在巨人的肩上，我们还需要等待多久？

　　当搜索完这些宏大与崇高之后，让我们再关心一下矿工韩三明吧。他和他的伙伴们决定走出三峡，因为留在奉节作拆迁的收入是每天四五十元，而去山西挖煤的收入是每天二百元。当然，高发的矿难带来了极高的风险贴水，但是所有人义无反顾的走出了三峡——生处在一个转型时代，生活随时会遭遇巨大的不确定性，那点风险不是必须承受的吗？

　　历史学家唐德刚说，中国的转型就仿佛是进入历史三峡，走出它也许需要上百年的时间。2006年作为历史三峡中的一年，同样发生了许多大事件，留下很多关键词。这表明我们正处于一个伟大的时代，但它最好早点结束。因为对于普罗大众来说，一个平凡而富足的年代，远远好过伟大但往往伴随着不确定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