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遭遇“逃废债”近20亿

　　武汉市13家金融机构联合对近三年来参加改制的113家国有企业金融债权落实情况进行了调查。调查显示：113家改制企业金融债务总额89.4亿元，形成拖欠32亿元，其中已造成损失19.69亿元。

　　事实上，四方泵业逃废债务只是冰山一角。此前，武汉市13家金融机构联合对近三年来参加改制的113家国有企业金融债权落实情况进行了调查。调查显示：113家改制企业金融债务总额89.4亿元，形成拖欠32亿元，其中已造成损失19.69亿元。

　　“国有企业改制产生的巨额金融债权亏空，已影响了金融机构的信贷资产质量，影响了金融机构正常运营，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目前武汉市的金融生态环境。”武汉市信用环境办公室一位人士说。

　　13家银行联合调查显示，改制企业逃废银行债务的情况普遍存在

　　中国农业银行湖北省分行营业部调查了13家改制企业，金融债权实际悬空3751万元。反映最强烈的是，部分改制企业有意对银行封锁企业改制消息，13家改制企业中，有6家在改制前后未通知银行。

　　交通银行武汉分行调查了3家有贷款的国有改制企业，贷款余额共为1244万元，3家企业均未履行还款义务，偿还率为零。从损失情况看，除一家公司有抵押物外，其余2笔贷款预计损失为100%.

　　武汉市商业银行调查了22家国有改制企业，其中15家有不良金融债务，共拖欠贷款本息1347万元。从拖欠债务的的形式来看：经营正常但履责意愿不强的共计5家519万元；改制后的新企业仅承担资产不承担原企业债务的共计2家17.4万元；出售或转让资产取得收入但不偿还银行债务的共计4家486.48万元；借款企业和担保企业均已停止经营、无力偿还的共计4家822.41万元。

　　光大银行武汉分行调查了2家国有改制企业，其中湖北柴油机厂拖欠该行贷款本金折合人民币2659万元、利息折合人民币1000万元。该厂贷款逾期多年，企业进行改制也未通知债权行，债权行多次向其催收，该厂只是口头答复，却拒不签收催收函。

　　华融资产公司武汉办事处调查改制企业10家，金融债务实际损失金额17.53亿元。该办对武汉染料厂拥有金融债权13522.61万元，目前，企业虽已停产，但企业厂房设备全部租赁收入较为可观，可该厂始终不偿还债务，甚至不认可该办的抵押权。

　　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武汉办事处调查了17家国有改制企业，拖欠金融债务总额1.34亿元，其中武汉电池厂金融债务3560万元，目前该企业仍在经营，但无还款意愿。另外，无法联系致使债权无法落实的有10家，1992.12万元的金融债权处于悬空状态。这些改制企业负责人避而不见，让金融机构根本找不到人。

　　“总体看来，改制企业逃废债表现形式如下：有意对银行封锁企业改制消息，悬空金融债务；经营正常，故意拖欠；分立企业，转移有效资产；租赁（承包）经营，不落实债务；新立企业承接资产，不承担债务；有出售（转让）收入，不偿还银行债务；出售已设定抵押的抵押物，不优先清偿抵押贷款本息等。”信用环境办公室一位人士告诉记者。

　　记者试图联系相关金融机构采访，得到的答复大多是“此事过于敏感，不宜接受采访”。交行武汉市分行一位人士在接受电话采访时承认，改制企业逃废债的情况确实存在，而且给银行带来了一定损失。

　　企业改制脱离银行监督

　　据王绍海科长介绍，2003年武汉市政府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快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政策的意见》。“该文件没有提及国企改制如何维护金融债权问题，有关部门和部分企业在改制过程中钻了空子，有意撇开了金融机构。”

　　武汉市113家国有企业进行改制，为何会造成近20亿金融债权逃废？

　　11月28日，记者就此采访了中国人民银行武汉分行营管部、武汉市信用环境办公室王绍海科长。王绍海三年前被调到信用环境办工作，一直负责就改制企业逃废债的情况跟政府部门进行协调。

　　在他看来，除了企业恶意逃废债外，政府指导国有企业改制文件的缺陷、银行和政府对企业改制信息沟通不畅，也是金融机构金融债权丢失的重要原因。

　　据其介绍，2003年武汉市政府为了加快国有企业改制，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快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政策的意见》（武政办[2003]66号）。“该文件没有提及国企改制如何维护金融债权问题，有关部门和部分企业在改制过程中钻了空子，有意撇开了金融机构。”

　　王绍海称，国家颁布的一系列文件都强调：企业改制，经营方式调整时，必须经贷款银行、经贸委、国有资产管理部门联合审批同意；为维护金融债权，一定要坚持“债随物走”的原则等。武汉市《关于进一步加快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政策的意见》第七款规定：企业转让、出售国有资产所得收入、土地使用权转让收入，要首先用于支付职工经济补偿金或一次性安置费，补交欠缴的社会保险费，补发欠发的工资、医疗费等，剩余部分由企业改制前所在的授权营运机构或企业主管单位收取，用于支持企业改制和企业发展，“文中没有提到金融债务”。

　　“与此同时，武汉市有关部门在制订企业改制流程中，也没有设债权银行参与、同意、签署意见的关口，造成这两年国有企业改制脱离银行监督。”

　　“这是一个观念的问题。”王绍海说，在改制过程中，个别部门以提供企业改制信息会影响“企业稳定”为由，拒绝向银行监管机构和债权银行提供改制企业名单；有的企业甚至打着维护社会安定的旗号逃避银行债务，拒绝银行调查、参与改制工作，逃避债权银行监督。

　　“银行面临企业逃废债，处境非常尴尬。究其根源，还是因为财政‘分灶吃饭’——企业是地方的，银行是中央的，改制企业逃废银行不良贷款，主要损失在银行方面。”王绍海认为，大量“逃废债”的存在，不仅给银行带来一定影响，实际上也影响了金融环境，抑制了经济的发展。“近几年，武汉地区信贷资金相对宽裕，但仍有不少企业反映贷款难，这就是一个明显的市场反应。从数据上看，武汉存、贷款虽双双增长，但差距越来越大，且呈现出信贷资金流向异地逐年加大的趋势。”